数据主义观念号称正在创造新的价值观，与之相关的大数据则驱动着传播学领域多方面的变革。数据主义强调其变革是通过媒介实现的——尽管这些媒介是广义上的——但是传播媒介在其中尤为重要。

数据主义与正在兴起的数字新闻业的走向密切相关。新闻业的数字化过程先后经过了网络化、数据化与云端化的过程。在网络化的基础上，经过数据化和云端化，媒体建设“数据云”并进行“开源”，打开数据的接入和输出以实现数据的共享，并从共享中迅速增加数据的容量和链接。

— 数据研究 —

01结构性变革：等级结构变为网络结构

技术领域内最重要的变革总是发生在结构层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风力磨坊带来了封建地主社会，蒸汽机磨坊带来了产业资本家社会一样。现今的结构性变化发生在互联网之中。互联网的出现催变着文化进程由等级架构转向网络结构，由中心化的管理机制转向中心化的网络机制。大数据具有“去中心化”特征，海量的数据通过大规模分享、合作、协作和互动，催生了一种新型信息网络结构。数据主义则把这种“去中心化”特征推向了极致。

这种结构性变革还催生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平台社会（platform society）。平台社会的驱动力就是“数据化/数据主义”。范戴克在一篇批判数据主义的文章中指出：数据化（datafication）被视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数据化驱动着平台社会的崛起，平台社会被称作一个“新兴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社交、经济和人际交往主要由全球在线平台生态系统引导，其生态系统由数据驱动并通过算法维系。数据是平台社会的驱动力。

数据化、商品化与选择性组成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平台社会机制，其中数据化是指网络平台能够将世界上许多以前从未被量化的事物转化为数据，这与数据主义理念相一致。平台社会在宏观上与地缘政治息息相关，在中观上就是平台的生态系统，而在微观上则与平台个体紧密联系。平台技术、经济模型和用户实践的相互衔接，为社交互动引入新机制，从而带来更大量、更复杂的数据。

数据主义的结构是建立在数据自由接入、自由流通与自由分享的前提上的。在看似完全自主的结构里，其实不可避免地隐藏着管理者、平台、数据贡献者与使用者等多元主体。因此，数据源自哪里、由谁掌控、由谁过滤、由谁使用，以及如何掌控、如何过滤、如何使用，对于数据时代的信息传播起着结构性的、决定性的影响。

02功能性变革：价值观的主体偏转

“数据化”正在被视作科学和社会新范式，已经发展成为公认的理解社会性和社会行为的新范式。在大量的相关研究中，数据化指的是将社会行为转化为在线量化数据，从而实现实时跟踪和预测分析。

为了跟踪人类行为的信息，企业和政府机构深入挖掘通过社交媒体和通信平台收集的大量元数据（metadata），比如通过Facebook、Twitter、YouTube以及免费电子邮件服务Gmail等等收集以前无法收集的信息。借助这些数据，不同的社会机构得以通过电话联系揭示用户的人际关系，通过社交推文揭示用户情绪等。

数据化作为访问、理解和监控人类行为的合法手段，正在成为一项主导原则。诚如范戴克所论述的那样，数据主义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成功，是因为大量的人天真地或无意地将他们的个人信息信任给了企业平台。人们的关系、友谊、兴趣、品位、对话、信息搜索、情绪反应等等都轻易地被量化，但人们仍然相信处理他们元数据的机构，默认它们遵守公共责任代理人制定的规则。数据主义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关照人们对这些机构的信任。

数据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成了普遍信念，主张通过在线媒体技术对各种人类行为和社会性进行“客观量化”和潜在跟踪。这种意识形态迥异于传统的信息价值观。

数据主义却否认了人的主体地位。数据主义奉为至善的“信息自由”，其赋予的对象不是人类，而是信息，是数据流形态的信息。由于数据主义认为信息自由流通才是最高的善，因此这种自由高于人类的种种权利，比如人类拥有并限制数据流通的权利，也就包括了人类的隐私权、自主权、个性，从而使得一切为数据流服务，而不是为人类服务。也就是说，数据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与传统新闻研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

— 价值导向 —

01数据主义的信息价值是什么？

就现阶段社会形态催生的功能而言，数据化一切只是前提条件，商品化才是目的，这一目的实现的途径则是用户个体的选择。所谓数据流的价值，从人类社会而言，远不是宇宙的运转，而是人类的利益。在范戴克所指称的“平台社会”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平台机制，是数据化、商品化和选择性三个机制共同作用。这一理念符契合数据主义的观点。

数据化机制基于数据的获取和流通，使得一切内容转化为数据，这是这一过程的前提；商品化机制将线上线下的物品、活动、情感、想法等转化为可交易的商品，这是这一过程的目标；选择机制是通过个性化、趋势和声誉度，策划最相关主题、术语、参与者、对象、优惠、服务等，完成商品服务，这是这一过程的途径。从平台社会的视角而言，万物皆媒介，媒介皆数据，数据化组成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