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于2012年凭借小说《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蛙》叙述了一个沉痛的故事,包含很多催人泪下的描写。它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故事”,更是一部关于乡村、土地和女性的壮美史诗。
“女人的身体谁做主”这个问题的核心通常在于“女人的肚子谁做主”,具体而言就是“生不生孩子”“为谁生孩子”“生几个孩子”“生什么性别的孩子”——随着全面二胎、“冠姓权”、“两头婚”等话题的广泛讨论,“女人的身体谁做主”又一次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热点。
01生育是个一个时代永远的话题
其实在文学中,生育一直是个古老而又历久弥新的主题,近年引进国内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便借助虚构展示了一个将女人当做“行走的子宫”、“圣洁的容器”的社会,极具讽喻性与批判性。而我们的《蛙》同样是围绕生育主题展开叙述,平行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文化演变过程,更富现实性。
《蛙》所聚焦的是新中国的生育史,所致敬的是我们的祖母辈、母辈甚至我们同代的女性的生育体验与生命故事。然而作者创作的初衷,却不是机械地反映现实。正如莫言本人所说:“事件尽管敏感,但是我没有把再现事件作为我的目的,因为这个事件矛盾越尖锐,对抗越激烈,越是复杂、越是敏感,人性表现得越是充分。”他想要抓住,想要着力表现的是人性,“主要还是要写人的内心深处在所谓的罪与非罪之间,所谓的功与过之间自己灵魂的搏斗,这个事件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来由。”
在叙述者“我”的故乡,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作者猜测其原因为“贱名者长生”,抑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我”的学名万足,乳名小跑,成人后笔名叫蝌蚪。而“我”的姑姑,《蛙》的主人公叫万心——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庄重、文雅的名字。
《蛙》创造性地运用了书信体。“我”写信给日本友人,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为轴线,讲述姑姑万心的一生,塑造了一位饱受争议又颇具传奇色彩的乡村妇产科医生的形象。将姑姑心性的傲气,锋芒,于己于人的原则性,为党为国的忠诚与热忱,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我”从姑姑青春时代的恋情与志向讲起,讲到她在事业中遭遇的伦理困境、抉择与自我救赎,以及步入晚年后的情感生活与精神状态。
莫言对自己笔下的女性,大多都是歌颂和赞美的,《红高粱》中美丽而野性的“我奶奶”戴凤莲,《檀香刑》中风流俏丽的“狗肉西施”孙眉娘,《丰乳肥臀》中坚忍顽强的上官鲁氏……莫言小说中女性性格各异,生动立体而层次鲜明。而《蛙》中这位姑姑,这位特殊时期的乡村医生,其性格魅力独树一帜。这位姑姑的原型正是莫言本人的姑姑,她也是一位妇产科医生。莫言表示:“写姑姑,我酝酿了半辈子,她在我心中是非同一般的人物”。
02姑姑是那个时代的“人间清醒”
姑姑的工作内容最初是接生,然后是计划生育——无论是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荒唐透顶的那些政策宣传口号,还是毫无人性可言的强制结扎、上环,以及甚至称得上惨绝人寰的强制流产,这些,都包含在姑姑所负责的计划生育工作内。于是姑姑从众人仰视的“送子观音”变成了千夫所指的恶人、罪人。
那时候,村里盛传,男扎技术是姑姑与另外一个女医生、未婚的“老姑娘”黄秋雅共同发明的。也有人说,黄秋雅的贡献是理论构想,姑姑的贡献在临床实践。村民肖下唇煞有介事地说:“她们俩,都是没结过婚的变态女人,看到别人夫妻双双她们心中嫉恨,所以发明了绝户计。肖下唇说我姑姑和黄秋雅先是在小公猪身上做实验,又在公猴子身上做实验,最后,她们在十个死囚犯身上做实验,实验成功后,那十个死囚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而事实上,无论是一开始的接生,还是后来的计划生育,从姑姑本身来看,她都是在响应国家的号召,为国家效力,将自己的医术献给国家,并且在允许范围内尽己所能以产妇的生命为重,由此观之,姑姑配得上对于白求恩的那句经典称颂,姑姑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从接生第一个孩子到告别工作岗位,姑姑不曾偷懒,不曾得过且过,不善于圆滑处世,她甚至可以为了工作“大义灭亲”,一身正气,毫无私心。小说中叙述者的父亲,姑姑的哥哥曾感叹道:“责任心强到了这种程度,你说她还是个人吗?成了神了,成了魔啦!”然而这样一个甚至称得上杰出的人都未得善终,足见与生育相关的社会难题的复杂性,而在那复杂的历史过程当中,女人的身体“主权混乱”,形容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也不为过。
03姑姑在拯救女人的身体
在小说《蛙》所描摹的社会之中,最初,女人的身体被愚昧与迷信捆绑。那时候女人生孩子要靠接生婆——也就是文中的“老娘婆”。“老娘婆”背后造谣。她们说新法接生出来的孩子会得风症。“老娘婆”为什么造谣?因为一旦新法接生推广开,就断了她们的财路。她们接生一个孩子,可以在产妇家饱餐一顿并能得到两条毛巾、十个鸡蛋的酬劳。“老娘婆”观念落后,技术落后,设备落后,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生孩子无异于“鬼门关里走一遭”。其实当时也有经验丰富并且靠自身经验体悟到了女性身体秘密的“老娘婆”,但是人们似乎更喜欢那种手忙脚乱、里外乱窜、大喊大叫、与产妇一样汗流浃背的“老娘婆”。
后来,女人的身体被医学拯救。姑姑与“老娘婆”的正面交锋,使得现代妇产科医术从不被人所理解到深入人心,姑姑让生孩子变得更安全,更舒适。姑姑作为妇产科医生的第一次工作经历是为陈额的小老婆艾莲接生。姑姑随口说道:“这孩子生了这么个大鼻子,干脆就叫陈鼻吧!”怎料一句戏言,却让孩子的父亲领圣旨一般恭敬地采纳。即便是封建迷信的破除者与现代医学的推广者,姑姑还是难以避免地被神化了。大家盛传“只要她的手在病人身上一摸,十分病就去了七分”。
随后,女人的身体被政策统治。计划生育时代,人口被抽象为数字,数字又被加工为官员的政绩。当时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掀了起来,政府提出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这政策被具体落实为:东风村所有育龄妇女,生过二胎的,如果有男孩,大都已结扎,如果二胎都是女孩的,充分考虑到了农村的实际情况,不强行结扎,但必须戴环,生过三胎的,即便三胎全是女孩,也必须结扎。
而在这背后的女人、胎儿的生生死死都无足轻重,耿秀莲是一例,王仁美是一例,王胆是一例,她们没有死在“老婆娘”的手下,却死在手术台上,然后旁人的生活迅速翻篇——王仁美死后没多久,“我”和小狮子结婚了,而王胆的丈夫——姑姑接生的第一个孩子陈鼻——悲痛的原因却不是因为妻子死了,而是因为妻子临死前产下的依然是个女儿。陈鼻颓然垂首,仿佛泄了气的轮胎。他双拳轮番击打着自己的脑袋,痛苦万端地说:“天绝我也……天绝我也……老陈家五世单传,没想到绝在我的手里……”
进而,女人的身体被商业盘剥。私立医院使得生育有了阶级划分,钱能让一部分女人生得更安全、更体面,而如果支付得起更多的钱,甚至不用亲自怀孕亲自生产,就能有自己的孩子——而代孕产业链的最底端则是一群身心健康都处于威胁之中的代孕母亲,当女人的子宫被租用,母亲也就成为了一种明码标价的职业。值得注意的是,代孕母亲生下一个男孩会得到五万元,生下女孩则是三万,即便是在提倡男女平等的大环境里,依然有这样的差别。但是对于这些代孕母亲而言,这个差别不重要,她们会失去自己刚生下的孩子,还会被雇主告知生了死胎,然后得到一万元的营养费就被草草打发,进入下一个从怀孕到分娩的周期。
自始至终,女人的身体被重男轻女的封建落后思想支配。在旧社会,女人心甘情愿一次次承受分娩之苦的目的是生男孩,在新中国,女人以身试法,即便倾家荡产也要生二胎、三胎的原因是必须要男孩,在新时代,一部分女人通过试管技术生育为的也是不要女孩,要男孩。只要“生个大胖小子”的观念还在,女性的身体,尤其是女性的肚子,就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丈夫、家庭甚至宗族。小说中“我”的母亲,作为姑姑的同代人,一直怀有生育至上的观点,她曾说:“女人生来是干什么的?女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孩子而来。
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一个女人不生孩子是最大的痛苦,一个女人不生孩子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女人,而且,女人不生孩子,心就变硬了,女人不生孩子,老得格外快。”就连受过教育,了解现代医学的小狮子都为了生个男孩不惜重金去找代孕,她说:“你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就是绝户。我没能为你生儿子,是我的遗憾。我为了弥补遗憾,找人为你代孕,为你生儿子,继承你的血统,延续你的家族。你不感激我,反而打我,你太让我伤心啦……”
但那是历史,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们只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许多伟大建筑,而看不到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