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深处

往事已泛黄

却在回忆里闪烁光芒

苦难，是一条黑暗幽长的隧道。我曾在其中惊慌迷茫，痛苦挣扎，所以只能循着一丝微光寻找尽头的出口；

苦难，是一道利剑闪烁的寒光。我曾在它面前伤痕累累，心生畏惧，所以只能迎着利刃磨砺一身坚强的盔甲；

苦难，也是一份裹挟着寒冷与温暖、邪恶与美好、痛苦与欢乐的礼物——让我的生命如此丰盛！

在苦难中走过，如今打开那个沉重的包袱，发现它不是命运对个人偶然的重击，而是一个时代之于当下社会的映射；

苦难，也不是时间对个人严酷的考验，而是一段历史赋予整个民族的悲痛！所以，我经历的苦难，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滴水，是岁月沧桑中的一粒沙，倒映出时代的画面，见证着社会的变迁！

在每个人的人生历程中，童年都是最难忘的，而我的童年却是因为悲惨而刻骨铭心！那些痛苦的经历，犹如一道石头上的印痕，镌刻在我的心上，无法抹去，难以忘却！

我是一个孤儿，关于家族的历史和苦难历程，是成年后抚养我的姨娘张桂兰讲述给我的——

我父亲叫孙熙盛，于1909年出生在山东省昌邑县（传说是一个叫柳潭的村镇）。父亲在老家时，读过私塾，从他给我们哥仨起的名字和他所从事的职业看，他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父亲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二，大伯的名字不详，叔叔叫孙熙仁。

父亲与叔叔于上个世纪初同家族亲系孙贵德全家（孙永祥之父，孙美娟爷爷），从山东省昌邑县“闯关东”来到当时的珠河县（建国后依据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名字改为尚志县），据说同来的还有贾树桐的父母，孙连生等人。

说起“闯关东”，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当时，“辽宁、吉林、黑龙江”东三省因地处山海关以东，故被称为“关东”。

自清朝初期至新中国成立，由于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迫于生计的华北穷苦百姓或从山海关，或从渤海湾分陆海两路闯荡到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关东大地谋求生存。而这浩浩荡荡的“闯关东”人潮中，以山东人最为居多，父亲一家就随着这场迁移大潮，从山东老家来到了黑龙江。

从山东到黑龙江，这条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遥远的路程，对于当年“闯关东”的人们来说，却是一条异常艰辛的“生死征程”！不知有多少人在路上被饿死、累死或是病死。

父亲他们是经历了怎样的艰苦跋涉，忍受了多少疲惫、病痛和饥寒，才踏上了关东大地我已不得而知。只是听姨娘说，父亲来到珠河县在一面坡一个叫同鼎南的酱园子跑外柜（即购销员），叔叔也在酱园子当工人。

民国23年（即1934年），17岁的母亲与25岁的父亲结婚，住在当时的珠河县富贵桥西，也就是建国后的尚志印刷厂后院的一个草房，是一个单独的小院。我记得离院门外不远还有一口水井，姨娘说我小时候淘气，倔脾气上来还曾经跑去想要跳井，被我母亲“抓”回来打了一顿！

我外祖父家就住在当时的珠河县城关镇（后来的尚志镇），家中有外祖母和我姨娘，我母亲家里姐妹俩，母亲是老大，还有一个从我四外祖父过继过来的舅舅，名叫张会堂。我外祖父在家中排行老五，外祖父当时在距他家三四百米处的黄土岗开了一个泥缸窑，雇了不少工人。因我外祖父在关里老家是个有名的制缸技术窑工，能烧制出各种形状大小不一的泥缸，舅舅负责监管烧缸的销售。

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不久，于1935年生育了我大哥孙贵仁，1940年腊月二十生育了我，1943年我弟弟孙贵礼出生。当时靠着父亲在酱园子跑外柜挣的钱，我们一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母亲在家照顾我们三个孩子，得空时还会摊些煎饼。许是因为山东人都爱吃煎饼，母亲摊出来的煎饼又薄又软，回味香甜。我们自己吃不完还会分给亲属邻里，大家总是赞不绝口！

家中小院仓房内的那个小石磨，在磨面粉时发出的“吱吱”声，成了萦绕在我记忆之中，最最温暖动听的声音！

然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下，百姓的生活随时都会飘起“不测风云”，一个家庭简单快乐的“小日子”终归要被一个民族血雨腥风的“大灾难”夺走！

1945年1月，随着太平洋战争进入尾声，面临战败的日本鬼子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垂死挣扎，为与苏联红军“决一死战”，在密山虎头要塞修筑大型的战争工事，在东北各市县到处抓劳工。无数个家庭被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之中！

伪县府给父亲工作的酱园子摊派了两个劳工“指标”，由酱园子指派，酱园子总共就十几名工人，当然谁都不愿意去。大家都知道，给日本鬼子当劳工修筑军事工事，除了病死就是被日本鬼子处死，基本上是“有去无回”。

酱园子只好采取抓阄的办法来决定劳工人选，命运使然，父亲抓到了“去”，而且当时的珠河县公署只给了十天准备时间，为防止出工的人逃跑，采取家庭联保的办法，由我家和在珠河县城关镇开缸窑的外祖父家联保。

面对即将去给日本人当“劳工”这个事实，特别是父亲接到了珠河伪县署正式通知后，我们家被阴云笼罩，沉浸在无奈的痛苦中。父亲和母亲抱头痛哭，我们三个孩子虽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也跟着一起哭。

之后，父母领着我们三个孩子去了姥姥家，姥爷姥姥和姨娘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又是一阵大哭。

伪县长沙子图算是姥爷家的“西邻”，父亲原打算让姥爷托人找他说说情，姥爷摇着头唉声叹气地说：“虽然与他家住了四五年的邻居，但平时没有任何联系，平日见他坐着轿车出出进进，大院戒备森严，根本说不上话！”

父亲听后，在众亲面前，拿出那张“索命通知单”低下头沉思良久，然后抬起头，泪眼望着我们，往日里那和和美美的家庭氛围一去无返了，而可怜的父亲——也是我们一家人唯一的生活支柱，即刻就要倾倒，步入那无底的深渊，而这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从姥爷家回来，我们哥仨早早地睡去，次日清晨起来，看到父亲尚未睡醒，母亲拖着疲惫的身躯正在做饭，我哥凑到灶台帮着母亲烧火，我娘对他说：“你爹昨晚折腾了半宿，病了有点发烧，我给他拔了火罐，稍微好些刚刚睡下，吃完饭我和你爹到诊所去看看。”

饭做好了，我娘怕影响爹爹睡觉，悄悄地把还在睡觉的弟弟抱出来叫醒，我们一起在外屋地吃完了早饭。不一会父亲醒了，满脸通红，像有火苗罩着的样子，还伴着咳嗽，无精打彩地坐在炕沿上，沉闷无语，我娘上前问他：“感觉咋样？”

他回答说有点发烧发冷，已经一天一夜没怎么吃东西的父亲，已见削瘦。父亲的结拜至交以及珠河县城知名的显贵商人，得知我爹摊上劳工了，都来看他。他们都说，前些年抓劳工，都是从农村拉青壮劳力出劳工，可能是农村抓的差不多了，今年是头一次在城镇抓劳工，这真是倒霉啊！

大家只能抱着同情之心，劝父亲放宽心，并表示他们会帮忙照顾家里。他们走后，我娘劝爹吃了几口饭之后，同时又去找了个老中医来给爹诊脉，说是起的羊毛疔，给父亲扎了针，老中医临走告诉我娘，让病人多喝开水，不能吃生冷，不要着凉。

这样坚持到第三天下午，父亲病情愈加严重了，舅舅用牛车将父亲拉到双桥子镇内仅有的私人小医院，医生诊断认为病情严重，需要住院治疗，我娘和叔叔留在医院伺候我爹，我姥爷和姨娘回到我家，姨娘留下看护我们，姥爷他们就回家了。

父亲住院的那天，也是腊月二十三，往年这个时候全家都喜气洋洋地忙着过年了，而这一年，起先全家都没有心思张罗过年的事。但是爹住院后，娘便给了我姨一些钱，让她去买些年货，操办过年的事，她对姥爷说：“也许过年的喜气能冲走孩爹身上的病魔，如果不能，也要在他走之前，和他一起再过一个祥和年！”

就这样，姨娘置办齐了年货，我娘抽空回来，炸了一些我们爱吃的干果和肉面丸子，并与我姨包了些饺子在小北屋冻上了，我姨事先打好酱糊，我娘同哥哥他们三人在门上贴上了对联，屋里墙上还贴了充满喜庆的年画！

家里有了浓浓的年味，娘煮了饺子给我们吃完，又带了饺子和炸的面食给我爹送到医院，平日里饭量很大的父亲，却只吃了二三个饺子便不想再吃了，接着又是一阵头痛迷糊，高烧不止，浑身直打冷颤！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是我姨领着一面坡同鼎南酱园子的老板和老板娘，还有六七个伙计来看望父亲了。他们是特地坐火车过来的，安慰父亲好好治病，盼他尽快康复，临走，酱园老板还给母亲留下一些钱。

后来，父亲在医院治了几天也不见效，家人考虑再有两天就是除夕了，所以决定把爹接回家过年。父亲从医院回到家，见到门上贴的对联、福字，过年的喜庆氛围让他的心头有了片刻舒展。然而，努力燃烧的一点点微光，无法照亮阴霾的天际，父亲还是在三天后离开了我们！

那是五岁的我，第一次面对死亡！父亲静静地躺在那里，昔日高大魁梧的身躯已仅剩一副干瘪的骨架。母亲俯在他身边，痛哭不止，哥哥一手抱着弟弟，一手拽着我，跪在父亲床边哭泣。紧张和恐惧充满了我的心，脑海中又想起那个寒冷冬日，父亲在货车上给我围围巾的画面……

1944年腊月，父亲走后，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母亲哭了两天之后，只能收起悲伤和柔弱，坚强的撑起我们的家！她就靠摊煎饼、接手工活养家，外祖父也时常给些零钱贴补家用。

当时，叔叔托人向外祖父提出“嫁嫂养子”的要求，这是那个贫瘠的年代，一种特殊的“习俗”——丈夫去世后，妻子可嫁给丈夫的弟弟。一方面可以解决兄弟多的家里，弟弟无钱娶媳妇的困难，一方面可以让失去丈夫的妻子继续依靠“男人”维持家中的生活。但是母亲拒不同意，因为母亲非常了解他的为人，不务正业，挣几个钱还不够他自己祸害的。母亲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也给日后叔叔不愿抚养我们埋下了“祸根”！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母亲也患上了重病，下不来坑了，医生也束手无策。叔叔不得不和姨娘一起来家里照顾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不久，在我五岁那年（1945年）的腊月，母亲也病重不治去世。叔叔与舅舅张会堂，把我们三个孤苦伶仃的孩子送到我外祖父家后，就回到了一面坡，当年我哥哥孙贵仁十岁，我弟弟孙贵礼刚两岁。

外祖父家是一个有六间茅草屋的院子，位置就在现今尚志镇“知识分子家属楼”后面的北胡同道路东侧。而当年那条路的西侧，就是伪县长沙子图的“沙家大院”，那是一个四面砌着高高的院墙，四个角楼都有警察把守，警戒森严。外祖父家的院子与它东西相望，院子里的六间茅草屋 ，东面三间由我外祖父和外祖母及我姨娘居住，东屋三间房夏季时是我外祖父开缸窑雇的窑工住的，冬天就闲置着。

我们哥仨开始就和我外祖母住一起，后因外祖母一到冬天就犯严重的气管炎，咳嗽不止，屋里烧个火炉子，炕上还有个火盆取暖，弟弟因为太小不懂事，总用手去扒火盆，外祖母有病无力看着他，就让我哥哥和我看着他。

后来外祖父看弟弟有时因吃不饱哭闹，姨娘每天还要给家里做饭，与舅舅到市场买的炉筒子在东屋盘了一个火炉子，我姨就领着我们哥仨搬到东屋住了。白天就由我们哥俩看着弟弟，有时我姨也帮着照顾，她每天给弟弟单独熬点玉米面糊糊，我和哥哥就同家里大人一起吃。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外祖母的病越来越重，有一天我姨突然从外祖父那屋回来大哭一场，我同哥哥问她，她还是一直哭，后来姨娘告诉我们，外祖母病重昏过去好几次了，“我白天不能来照顾你们，晚上也不能来陪你们睡觉了”，姨娘哭着说让哥哥哄着弟弟睡觉。

没过几天，我叔叔突然从一面坡来了，我先是听到外祖父屋里传来几个大人和叔叔吵架的声音。后来，叔叔过来说，他被舅舅好一顿骂，因为他把我们哥仨放到外祖父家就不管了，外祖母病重没时间没能力照顾我们，他要把我们接走，哥哥问叔叔：“啥时跟你走？”叔叔说得等等，他也没有房子，住在酱园大炕，得回一面坡与酱园子掌柜商量后再说。

叔叔当天就走了，他走后姨娘跟我们说，叔叔答应尽快就把我们接走。但哥哥对姨娘说：“母亲活着的时候叔叔对我们就不好，我们不想和他一起生活。”哥哥还说，弟弟太小，叔叔成天上班没时间管，但姨娘哭着说，现在家里就这个情况，你姥姥好几天不吃饭了，炕拉炕尿，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我和哥哥也跟着姨娘一起哭了起来……

后来没几天外祖母就走了，在院子里搭了大棚设了灵堂，外祖父的亲朋好友不少都来吊丧，人来人往，就在停丧的第二天，我叔叔闻信也来吊丧了。

翌日早上，外祖母出殡，被送到珠河县高贵桥东纪国士寺的墓地下葬（这里在建国后被改建成火葬场）。

出殡回来，家里人才开始吃午饭，我们小孩不让上桌，姨娘拿了一点饭菜让我们回到屋里吃。不一会儿，姨娘吃完了饭，又给我们端了些饭菜过来，告诉我们叔叔这次来，就是要把我们带走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哥仨伤心地哭了起来，不愿意跟着叔叔走。

姨娘说：“你姥爷说了，先让你叔带你们走，实在不行再回来。”我哥就问：“把我们领去有房子吗？我们住哪里啊？”姨娘告诉我们，叔叔现在没房子，暂时在酱园子住，得找到房子后再搬出来。

就在当天下午，那个寒冷的早春时节，房檐的冰排还在滴水，姨娘给我们哥仨收拾了“铺盖卷”，打成一个大包，装上了姥姥家的牛车，姨娘和我们一起上了牛车，她告诉我们她和我们一起去一面坡。叔叔也跟着上了车，姥爷也拄着拐棍出来送我们，并嘱咐哥哥要照顾我和弟弟，舅舅张会堂赶车将我们送到珠河县火车站。

姨娘跟我们一起上了火车，大约不到一小时就到了一面坡火车站，叔叔拎着大行李包，姨娘抱着弟弟，哥哥领着我一起奔向叔叔工作的酱园子。

这个酱园子在一面坡最出名最热闹的南市场旁边，一个小门市房的后面，是一个很大院落，门市房旁边是老板家住的大三间砖瓦房，院子的西南盖的很宽敞的土坯房，是酱园子的生产车间和原材料产品仓库，东侧一排房子是工人房，屋内有两三个间隔好的套间是大领班住的，剩下东西二排火炕就是我们住的，十几个大小铺面中间没有间隔。那房子北间间隔有个厨房和吃饭的小食堂。

老板和老板娘看我们来了倒是很热情，先是领着我们把行李放在炕头，然后就领着我们一起到食堂看了一下，厨房和食堂是连在一起的，有两三个桌椅，厨房有两个人在做饭，老板介绍说：“工人过了年刚上班，工人快下班了，一会做好了你们先吃。”

叔叔说：“孩子他姨还要回珠河。”老板就催厨子快点做，厨子很快就把饭菜做好了并端到桌上让我们吃，菜是白菜炖豆腐里面还有点肉，还有两小盘自制的小酱菜，主食是玉米豆面大饼子。折腾一天，我们早已饿了，吃的特别香特别快，姨娘看我们吃饱了，也安顿好了，心里很高兴，就跟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听叔叔的话，有空我再来看你们。”说完叔叔就送她去了车站（姨娘那年才14岁，仅比我大9岁）。

就这样，在我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春天，即1946年春，我们哥仨安顿了下来。在那之后，叔叔每天照常上班，我和哥哥哄小弟玩耍，按时到食堂吃饭。天气渐暖，我和哥哥就领着小弟到酱园子不远的南市场溜达，看看热闹。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老板和酱园子的工人就对我们产生了不满情绪，原因出在弟弟身上，他白天由哥哥哄着不怎么哭闹，可是到了晚上就总是哭闹不止，找爹找妈，毕竟他才刚刚两岁！我们越是哄他哭闹的声音越大，不仅影响叔叔休息，也影响其他工人休息。

那段时间叔叔算了一笔账，他一人挣的钱供我们一家四口花已很紧张，再加上弟弟哭闹影响别人休息，酱园老板就催我叔叔赶紧搬出去，花销上就更加吃紧了。叔叔在酱园附近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后来酱园的一个工友说在车站天桥附近有个房子，叔叔就找到了那里。

房主是个五十多岁的河南老太太，人看上去挺和蔼的，之前有个租客已经搬走了，房子一直空着，叔叔一打听，房费还不高，每月也就块八角的。

叔叔租下了这个房子，我们随即开始搬家。叔叔找了个小驴车驼着我们的行李和棉衣，还有老板娘在食堂拿的几个盆和碗，以及一些酱菜，他还在市场买了些苞米面和豆面。

我们搬到了新租的房子，房主奶奶把我们四人领进屋后，问叔叔是不是孩子的父亲，叔叔告知是我们的叔叔，不是父亲。她进而疑惑地问叔叔：“孩子妈妈呢？”叔叔说：“去年都死了，就剩这三个孩子了！”

老太太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们忍不住说了一句：“太可怜了！这么小今后可怎么生活啊？”说着，她用帚扫把火炕席子扫了一下，接着又给了我们一口洗净的铁锅，当得知我们还没有吃饭，她主动和面用铁锅贴了饼子给我们吃，接着又问叔叔：“这几个孩子每天吃饭怎么办呢？”叔叔说：“我每天上班哪有时间给他们做饭，让老大学着做饭呗！我每天要早起做酱，所以不能在家住！”

老太太一听马上说：“你不在家可不行，这三个孩子这么小怎么能顶起这个房子？再说最小的这个才三岁没有人照顾怎么行？小哥俩也哄不了小孩啊！晚间起夜都不敢出屋吧？你给他们准备一个洋油灯和尿盆吧。”说的叔叔无言以对，只好答应说他考虑考虑。

接着老太太又说，孩子们做饭还没有柴火，今天是用她的柴火做的饭，要不上南山砍些柴或上市场买。说着饭就好了，我们吃饭时，老太太便回去了。我们搬到新房的第一顿饭，是两合面饼子就酱园的酱菜和凉开水。

吃完饭，叔叔还是坚持要到酱园去住，说他早上要上早班，我和哥哥都哭着求叔叔：“贵礼太小了，晚间我们俩哄不了，再说我们半夜上茅房也不敢出屋啊！”弟弟看我们俩哭他也跟着哭，叔叔看到这种情形，只好答应不走了。但是他的铺盖没搬过来，便又回酱园去取，回来时还买了尿盆和一盏洋油灯、一瓶洋油。他回来不多时我们哥仨就躺下睡着了。那天晚上，弟弟没哭没闹，我们都睡了一个好觉。

因为叔叔起早去上班，所以很早便把哥哥叫起来，教他贴大饼子，叔叔走后，哥哥又睡了一会，我们起床后吃了早饭，依然是大饼子就酱菜。从那之后，多数时候都是哥哥做饭，而且基本上是上顿大饼子咸菜，下顿咸菜大饼子，而且是生一顿糊一顿，有时没有开水，我们就喝凉水。

叔叔很少回来了，有时咸菜也没有了，只能就着咸盐粒子吃大饼子。弟弟小不懂事，有时大把大把地吃咸盐，现如今人们为了健康倡导“低盐饮食”，从科学角度讲一个成年人每天吃盐的量不应超过6克，但那时刚刚三岁的弟弟，却被饥饿所迫，咸盐成了他唯一可以充饥的“主食”。

这种盐也不是今天细白的“精盐”，而是粗加工的“粒盐”，发黄的咸盐粒经常从弟弟枯瘦的小手里散落，弟弟就再去抓，直到把它们塞进嘴里，然后撇起小嘴哭着咽下去，和今天吃着巧克力喝着各种饮料的小孩子，简直是天壤之别！

没多久，弟弟的气管就被咸盐“齁”出了病，咳嗽不止，我们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给他买药呢！本就营养不良、体质很差的弟弟，在来到这个世界仅仅三年后，便活活被盐“齁”死了。

在他那么短的生命里，没有幸福只有痛苦，没有欢笑只有泪水，甚至连父母怀抱的温度他都未曾好好感受，甚至没有来得及叫一声哥哥，便匆匆离去了！或许，是这世界太苦了吧，那么小的弟弟真的不想再煎熬下去了！

按照当时的丧葬风俗，小孩夭折是不给用棺材的，男孩用谷草拧成绳拦腰绑三道绕，女孩绑二道绕，叔叔没有找到谷草，便用一个火柴箱子将弟弟的尸体装里抬到南大庙旁的墓地扔了。

寂静的山林，寒冷空旷，我和哥哥忍不住回头望去，许是弟弟太小太轻了，那个装着他的火柴厢子几乎快要被风掀起来，可是弟弟再不会哭闹了，也再不会感觉到痛苦了！他静静地躺在那里，人间的滋味对他来说，或许只是苦和咸！

如今，我还时常想起弟弟，他冻得通红的小脸，哭得肿肿的眼睛，都在我脑海依稀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