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愚昧与贫穷像是两把利剑，残害着人们的心灵，更割裂了很多人性的美好与善良。唯有发奋读书，是对心灵最好的救赎，也是对命运最有力的挑战！
“小啊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狂……”这首“遥远”的儿歌，时常在我心底回荡，让我想起自己初入学堂时，兴奋中带着胆怯和自卑的模样；想起那会儿为了更有尊严地读书，在零下四十度的风雪黎明中奔波穿行的少年郎。
那间简陋教室里的每个摆设、用旧书改造的笔记本以及如饥似渴地找古书阅读的画面，至今想起仍记忆犹新。这段读书的时光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因为，它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1947年冬，这是父母去世的第三个年头。我和哥哥住的房子里没有取暖的火炉，只能靠做饭时那点蒸气和不温不火的土炕温度取暖，水缸里结着厚厚一层冰，哥哥做饭时，要用菜刀把冰砸开才能取出水。木头房门不严实，四面透风，房东老太太帮我们用旧麻袋片加些破布条把门包上，才算堵住些寒风。
我们兄弟俩没有过冬的棉衣，冬季出不去屋，只能每天依偎在不温不热的炕上互相取暖，常冻得哆哆嗦嗦，除了望房梁，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有一天，哥哥突然冒出一句：“姨娘有一年多没来看咱们了吧，小贵礼（弟弟）都死了快一年，她怎么也不来看看咱们是咋生活的？”哥哥有点想不通，“要不咱俩想办法挣几个钱，或者跟叔叔要钱买两张去珠河县的车票，看看咱姨娘和姥爷去吧！”
哥哥顶着刺骨寒风跑到酱园子找叔叔，求他给我们做两套棉衣，叔叔却推托说：“酱园子生意不太好，现在没开工钱，等我有钱了给你们做。你们没事也别出去，老实在屋里呆着吧！”就这样，我和哥哥探亲的心愿，因为没有棉衣出门而落空了。
转眼到了十一月中旬，一天，我和哥哥披着破棉被在炕上似睡非睡地正“猫冬”，突然看见叔叔领着一位裹着厚厚大围巾的女人推门进来。女人摘下围巾，我和哥哥惊喜地同时从被窝里钻出来，喊了一声“姨”，便扑到她怀里，哭声伴着泪水如泉涌般喷薄而出，姨娘也紧紧搂着我们，泪流不止，直到我们哥俩哭没劲儿了，屋里才逐渐安静下来。
姨娘扫视一下全屋，突然问叔叔：“小贵礼呢？”叔叔支支吾吾说出两个字：死了！
姨娘愤声质问他：“怎么死的？死多长时间了？为啥不告诉我啊？”叔叔告诉姨娘：“去年冬天死的，有一年了。”姨娘听后又大哭起来，并指着叔叔责问：“你去年到珠河时，我问孩子生活怎么样，你不是说他们在酱园子吃香喝辣的，生活很好吗？怎么就死了呢？”
哥哥插了一句，“他是吃盐咸齁死的！”姨娘一听，便走到外屋翻了起来，看到屋里只有点冻白菜叶子，连滴油都没有。姨娘便问哥哥，平日这菜怎么吃，哥哥回答用水煮着吃。这时，叔叔接连向姨娘道歉：“大妹子，这都是我的错，以后我保证对他们好！”说着，便拿了两个小盆，去外面买饭菜了。
叔叔一走出门，我们娘仨又抱成一团哭了起来，我和哥哥苦苦央求姨娘把我们带走。哥哥说：“我叔心太狠了，这回我俩把实情告诉了姨娘，他会更恨我们，等你走了非打我们不可！”这时姨娘也把她家的生活状况告诉了我们，“我现在已经和一个成衣匠结婚了，你们就是去，我也得提前跟你姨夫商量商量，不能马上做主，他同意了，我就回来接你们，别着急好吧！”
不一会儿，我叔就买回了饭菜，我们哥俩跟“过年”一样，吃了这一年多来最香的一顿饭！下午三点多，姨娘就要回珠河了，因为当时往来的火车只有这一趟，还没等她出门，我们哥俩就抱住姨娘的大腿哭着不让她走，姨娘也一边哭一边劝我们听话。
叔叔上来把我们拽开。没办法留下姨娘，我俩只能和叔叔一起把姨娘送到车站，看着她上了火车，我们才一起往回走。不出哥哥所料，到家一进屋，叔叔就破口大骂：“小兔崽子，没良心的，你们当着你姨娘面告我的状，我白养活你们了！”他骂完后就愤愤离开，说是再也不管我们了。
大约隔了十多天，姨娘又来了。因为找不到我们家，先到酱园子找到叔叔，和他一起回来。只见她手里拎了两个布包袱，一进屋就放在炕上打开给我们哥俩看，里面居然是两套黑色斜纹布棉衣！棉衣内衬都是用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布角拼的。姨娘说：“这些布角和棉花都是你姨夫的成衣铺里裁衣服剩下的，上次我来时候，用线大致量的你们尺寸，回去和姨夫一起给你俩做了两套棉衣，来快穿上试试！”我们俩开心得不行，拿起棉衣快速穿上，非常合身。
接着，姨娘说：“你姨夫答应让你们去珠河了。只是他开的成衣铺活也不多，生活不算宽裕，你们去了呢又多两张嘴，生活会有点困难。你姨夫是中央街农会副会长，所以中央街农会在兴隆沟分了七亩六分地给他，是供给制的种粮田，得自己种。所以我们商量好了，等到了珠河，你哥跟着我们种地，你年纪小，还不能干活，我们就供你读书。”
听姨娘这么一说，我和哥哥开心得跳了起来，叔叔也难掩兴奋之情。我想，对叔叔而言，贫穷的生活现状本就自顾不暇，我们这一走，等于卸掉了他本不情愿承担的“包袱”。
接着，叔叔和姨娘一起帮我们打包行李，匆匆向房东老太太道谢告别后，我们穿上了新棉衣背上行装,跟着姨娘坐火车一起回了珠河县城。
姨娘家住在珠河县城关镇中央街的和发钰大药房胡同东侧。一座三间青砖瓦房，姨娘家住其中南面一间半。北面另一间半，住着姓郝的铁路工人一家。
姨娘家的房子东侧是南北向的火炕，西侧靠窗有一台缝纫机和一个裁衣服的条案。刚进门，正忙着做饭的姨夫就非常热情地同我俩打招呼。当晚，他焖的小米干饭，炖的猪肉萝卜条，空气里弥漫着我们从来没闻到过的香味。
在饭桌上，姨夫把对我们的安排情况又说了一遍，还提到屋子小有些挤，条件有点差，哥哥则再三道谢。晚上，我们四个睡在一铺炕上，姨夫事先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新被褥，盖着非常暖和舒服，我们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哥哥很早起来帮姨娘烧火做饭，姨夫在案子上裁剪衣服。父母去世已经三年，我内心里第一次又有了家的感觉，姨娘和姨夫周到细致的照顾，让失去双亲的我们感受到父母般的疼爱。
早饭后，姨娘领着我到事先联系好的学校报到。学校是离我家大约150米的一个破旧厂房，厂房内几台被拆的旧机器堆放一旁，几扇毛头纸糊的窗户，地中间插空摆了三四趟长条桌凳。北面墙上挂着一个小黑板，第一天班上有三十几个学生报到，班主任是位姓丁的男老师，教语文，另外还有一个女任课老师，教数学和珠算。老师给我们排了座后，便向家长做了自我介绍，公布了作息时间。语文课本是油印的三字经和千字文，数学没有课本，老师让每个学生买一个书包两个笔记本。
这就是我上学的第一天。回到家后，姨娘带我去小百货店买了个书包，笔记本没买到，因为那时刚解放，缺少造纸厂。姨夫成衣铺的一个顾客，是文化人，姨夫找到他要了几本旧书。这些书是竖版印刷，间距很大，可以在中间空白处写字。
姨夫就用这些书为我订了两个笔记本，还用包装纸糊了两个纸壳，做笔记本的外皮。第二天我就正式上学了，语文课的内容是识字和背诵三字经、千字文，我因为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学习很刻苦，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到了冬天，姨娘家没有钱买煤，我就每天起早去街面上的一些商家和县公署等烧锅炉的单位门口捡煤核儿，每天捡的够家里烧一整天。捡完煤核儿，我再去上学。
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升高小，四年时间里，家里都是靠我捡的煤核儿取暖，没花钱买过煤。我的双手因为捡煤核儿常被冻伤，也留下了疤痕，但在那时，能为姨娘家减轻些负担，再累再苦我都觉得值。
1950年，大表弟蔡广玉出生了，姨娘奶水不足，表弟只能喝牛奶，我又担负起每天买奶取奶的任务。于是，早起五点多钟我先去捡煤核，六点钟回来，再去兴盛街刘牧师家取奶，回来吃口饭，七点半到学校上课。
我连续两年给大表弟取奶，直到他三岁能吃饭。1953年，姨娘又生了二表弟蔡广志，我继续为他又取了两年牛奶。那个年代的寒冬腊月，气温能达到零下四十多度，每天要在外面排队一个多小时才能取到牛奶，我的手脚都生了冻疮。有一次，我的手冻坏了粘到手套上拿不出来了，经过火烤加热总算脱下来了，但钻心地疼。姨娘见状也很难过，她用茄子秧煮水让我泡洗，还想了很多办法帮我缓解冻疮的痛苦。
回忆往事时我总在想，是什么样力量支撑着少年的我，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也要坚持读书呢？我想，是年少时的困苦让我更懂得来之不易。
别的孩子有父母养育，供他们上学似乎“理所应当”。可我不一样，姨娘姨父生活本就艰难，还有几个亲生孩子要抚养，却还要供我这并非亲生的孤儿读书，让我觉得非常亏欠他们，“捡煤核、取牛奶”这些我力所能及的回报，会让我的内心少些惭愧，更安心专注地去读书。
尽管“捡煤取奶”很苦很累，但也并没有减少我对看书学习的兴趣。那时我与同桌王恒礼很要好，他家住在双桥子附近，在前屋门市开了一家“书屋”，租售古典书籍以及连环画、小人书。有一次，王恒礼带我去他家玩，一进门，看到整整两面墙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类古典书籍，我兴奋极了。
屋子中间的两条长板凳上，坐了几个看书的人，王恒礼的爸爸很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还主动拿了几本连环画让我看，精彩的故事、动人的图画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看完之后，我又拿起一本古书《隋唐演义》看了起来，书皮上的英雄手舞千斤板斧的画面，吸引我忍不住翻开书读了几页，又立刻被各路英雄的行侠仗义、忠肝义胆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
我想起姨娘家隔壁邻居，也是我的好朋友康尔良的父亲，在旧社会读过私塾，精通古汉语。他家私藏一些古书，闲来无事便会躺在炕上，翘起二郎腿，声韵并茂地唱诵古书，邻里经常去他家听书，我也在其中。想到这，我就跟王恒礼借一本古书装进书包，跑回家交给邻居康叔，他答应星期天唱给我听。
从那以后，我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康大叔家“听书”。暑假时我又在王恒礼家借了一些古书看，例如《三侠五义》、《小八义小五义》、《包龙图》等等，有不懂的词语就去请教老师和康大叔，姨娘为此还责怪我不好好学习，但我对古书依然如痴如迷。
时至今日，我对其中的人物和情节仍记忆犹新，正是这看似“不务正业”的爱好，给我苦难的童年带来了一些快乐，也成为我人生道路上一个进步的阶梯。书中那些智勇双全、豪情满怀的英雄人物，让我无论处于怎样的低谷、面对什么样的困境，都能攻坚克难，不轻言放弃。而他们的一身正气，也给未来成为法官的我，在执法道路上坚守正义、秉持公正埋下了一颗种子。
哥哥自从到了姨娘家之后，就开始下农田帮着姨夫种地，冬天积肥捡粪，夏天铲地，秋天收割。
转眼到了1950年，15岁的哥哥在这一年冬天六七个月的寒冷季节里，捡了12牛车的粪肥，被城关镇评为“农业劳动模范”，在县公署大礼堂表彰受奖，我和姨娘、姨夫也都去参加了。
看到哥哥在台上受奖的场面，我们都为他高兴，他得的奖品是一副带铧子的犁杖。
夏天到了，正是开犁种地的农忙时节，哥哥却得了重病。到县医院检查，肺结核已到了晚期，哥哥只能用止疼药减轻疼痛，而用于治病的消炎药，我们根本买不到。
那时，治疗肺结核效果最好的药是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当时县里没有，即使能有也特别昂贵，我们的条件是买不起的。医学发展到今天，也知道了盘尼西林其实对于结核菌是效果不好的，但在那个物质稀缺时期老百姓却把它当成了神药。
就这样，哥哥的病情日渐加重，卧床不起。姨夫托人从一面坡把叔叔找来，想向他要点治病钱，叔叔以没钱为由拒绝了。
当时有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一天上午，叔叔坐在哥哥旁边，“叔，让我亲亲你的手吧！”哥哥忽然说。叔叔没有多想就把手伸了过去，哥哥抓住用力地在他手上狠狠咬了一口，痛得他大叫起来，另一只手朝着哥哥的脸打了一耳光。
姨娘进屋遇见，大骂叔叔：“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你怎么还能打他？他为什么咬你，难道你心里没数吗？”叔叔无言以对，借故出去打水，便不告而别。从此之后，叔叔就再没了消息，直到后来我到酱园子找过他也没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