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温暖是幽密丛林里的一道光，总会穿过层叠的暗影，照在那个瑟瑟发抖的孩子身上……
到了冬天大雪覆盖了草场，野外不能放牧了，我就做一些协助大猪倌买饲料、揸猪食、打扫猪圈这样的零活，工分还是每天二分五。闲下来的时间，我便到大猪倌于天福家看大人们玩牌。
于家住在社里西院，有三小间土坯厢房，每年秋天打完场社里没活干了，社员和其他闲杂人便到他家里来玩牌。南北三间房一间是看小牌的，另一间是用象棋打棋摞（一种流行于东北的象棋类游戏，四人对玩儿），中间是厨房。
这里每天都客满“不拉桌”，烟雾缭绕的屋里，打牌和看热闹的人们各取其乐。老于太太在一旁提壶倒水，赶上饭点儿还会给“牌客”贴一锅玉米面饼子，再炖上一锅白菜豆腐汤，她提供场地并且提供“餐饮服务”，所以赢钱的人都要给她一部分“提成”。我对打小牌不感兴趣，就凑到打棋摞的屋里看热闹。
我不仅看那些赢钱多的，记住他们的牌路，也看输钱多的，记住他们的“教训”。
我也算是个天资聪明的小孩，没过多久，便也看出了打棋摞的“门道”，大人们凑不够数时，也会让我坐上牌桌当个“替补”。
当时我提出了一个条件：当替补可以，但输钱我拿不出来，因为我没钱。大人们为了成就牌局，加之有人提出我这个每天只赚2.5工分的小童工哪里有钱输，所以就同意了“赢钱归我，输了不拿钱”的条件。
起先大人们都没有把我这个小猪倌看在眼里，在牌桌上时常催促我：“快点出牌。”
一般来说，新手在练手过程中也确实输得多赢得少。可没成想，我这个“替补棋手”竟然比大人们玩得还好，“战绩”也是越来越好，赢得多输得少，牌局也逐渐由 “小码子”（八分钱一盒握手烟）变成“大码子”（每盒一角三分的大绿树烟）。一个冬腊月，我就赢了近三百元钱，三个多月下来，玩牌赢的钱比我一年放猪的工分钱两倍还多！
在牌桌上大家对我的称呼也由“小猪倌”改成了“小鬼头”，向来有些自卑的我，似乎因此平添了几分自信。我把这些钱大部分送给姨娘和慈父般的姨父，余下的给自己买点好吃的，犒劳一下“亏空”的肚子。
我会到镇内向阳街最出名的回民馆去吃馅饼喝羊汤，两角钱一个的馅饼我一次能吃上五六个；有时还到朝鲜人老金开的冷面馆来一碗酸甜可口的冷面，对于我这个上顿下顿“饼子咸菜”的小童工来说，这些简直就是“人间美味”。
然而“有了钱”对我来说，不仅是口腹之欲得到满足，最重要的是，我还可以去说书馆听书，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望。
在双桥子后身的道南侧，也就是现在工商银行胡同的东侧有个说书馆，是个大约一百多平方米青砖瓦结构的小二楼。
这个说书馆是一个姓马的天津人开办的，几个说书的艺人是从京津及山东等地聘用来的，都是些老艺人，说的是些古书段子，从商周到唐宋明清，内容很广泛。
说书馆的设施也很齐全，一进门左侧有个用厚木板搭建的台子，供说书人演讲用。台下前排有五个黑色的长条桌，每桌能坐两位听众，算是“雅座”。凡是到此落座的大多都是县城商界人士或愿意出高价听书的人士。
雅座待遇好，每人一壶茶水喝到底，一碟花生瓜子管吃管添，听一段书一角钱。第二排往后有五六排长条木凳，能坐四十人左右。这是普通座，听一段书二分钱。每天分上午场和下午场，每场也就十来段书。有空了我会花二三角钱，听几段自己感兴趣的“书段子”。如“三侠五义”“小五义”“隋唐演义”等等，至今我还能记得书中的精彩情节和那些英雄人物的名字——义薄云天的卢太公之子卢方，仪表堂堂的锦毛鼠白玉堂等等。
玩牌和听书，陪我度过漫长的冬天，这两件事至今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并不是因为“赢牌”而沾沾自喜，也不是沉迷于小说故事的精彩，而是它们一个让我懂得如何“苦中作乐”，一个让我明白怎样“坚持初心”——热爱读书！
自从来到生产队放猪开始，由于每天和几十头母猪打交道，我浑身上下自然“猪气冲天”都是猪粪味儿。我姨嫌我又脏又臭，不再让我回家住了，我便从家里拿出一套被褥，搬到生产队的单身“跑腿窝”，和两个五十多岁的单身汉住在一铺火炕上。
我们三个人每天排号做饭，大部分都是他们先做完了我再做，总是很晚才能吃上晚饭，有时甚至排号排到睡着了，第二天醒来肚子咕噜噜地响，我才记起自己昨晚还没吃饭。
这铺火炕是用石板铺的，特点是炕面热的快冷的也快，我是后来的，自然要住在最凉的“炕稍”，不长时间就患上了肾炎经常尿床，夏天还可以把尿床的褥子拿出去晾晒，冬天没法晾，到了晚间，被窝里又潮又凉，后来腰疼的不能干活了，我只能独自一人到医院看病，医生给开了点药吃，吃后依然不见好。
副社长王正兴是我姨父的好朋友，他偶然得知了我的病情，对我这个在孤苦劳累中挣扎的“童工”产生了怜悯之情。他找到我，关切地询问了我的病情，让我搬到豆腐坊的热炕上住。这铺炕太热，王社长怕我会“上火”，又从社里的来几块杨木板为我垫上“隔热”，温暖的热炕不仅治愈了我身体的疾病，更温暖了我幼小的心。如今想来，如果没有王社长及时的“救助”，后果真是很难预料啊。
在豆腐坊，我认识了做豆腐的师傅苏豆腐倌和他的徒弟阚福厚，他们看我这个“小跑腿”很可怜，做饭排不上号，就会给我一瓢未过水的豆腐渣吃或豆浆喝。
到了冬天，农村就是冬闲了，但是我们这个社比较特殊，因为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合作社，根本不存在“冬闲”，冬天里仍然是忙得热火朝天。
农业组不示弱，组长杨本茂是个四十多岁的壮汉，在旧社会十几岁就跟着父亲给地主家扛活，过早的劳动累弯了腰，现在有明显的驼背。但他干起农活来，生龙活虎，对农活样样精通，指挥有方，农业组三十多个劳力，五十余垧土地，从生产队成立一年下来，就是一个大丰收。除向国家交足了公购粮，解决了全社近二百口人的口粮和牲畜的饲料，还卖了余粮，增加了收入，带来了从未有的新气象，显现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社员一致称赞这个“杨打头”功不可没。
副社长王正兴和组长杨本茂主动到林业部门联系冬季采伐，上山伐木，我们的“冬闲”变成了“冬忙”，镇内的人们都管我们这个社叫“老母猪社”，一个冬天下来挣了不少钱，家家户户都过上了一个丰收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