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不会压垮一个人，而欺辱往往会刺伤一颗心。人生的“苦海”可以无边，生命的尊严却要保有“底线”。苦难的生活教会我在卑微中也要挺起脊梁，积蓄力量再出发……

离家出走回来后，姨父和姨娘再也不提让我上学的事了。他们似乎已经认定我就是个有劣迹的“小偷”，更莫说主动到公安派出所为我澄清或找学校老师说明。

我有苦也无处诉，在自尊心的驱使下也不敢出门，怕遇到熟人和同学。每天只好在家帮助姨娘做饭烧火，或去大北门外无人处的草甸子割点柴火。

我这种“自闭”的行为，被慈父般的姨父洞察在心。

有一天他对我说：“孩子，我明白你的心理，但我还是想给你找个事做，你到尚中仁供销社去站栏柜吧，学着当个售货员，你看行不行？”

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了。我知道这个供销社是1950年成立的，在成立之前我姨父是尚志城关镇中央街农会的副会长，又是共产党员，所以这个供销社成立时他被任命为主任，副主任是李德泉，因为以前我经常去供销社看热闹认识了他。

姨父真的是为我尽心尽力了。

过了一两天他上班时，把我带到供销社他的办公室，并把李德泉找来，看来姨父事先已经安排好了，李德泉主任见我便说：“孩子，你到农杂组柜台卖货吧，组长姓张，你跟他学习，要记住每种每件商品都有价格标签，凡是你经手卖的物件，都要请张组长检查，他同意了你再付货出去，千万不要出错。”

接着他就把我领到柜台与组长见了面，当时组长正在栏柜里打算盘点货。

我这就算正式上班了。

张组长知道我与姨父的关系，很是照顾我，凡是农民来买磨刀石、耕地的铁锤子等较重的物件，他都亲自搬动，对于栏柜高处的物件，也都是他亲自取下。

但他外出送货或者办事不在店里、顾客又急着买货时，我只好用四条腿的长木凳子，搭上去把物件取下来。有一次我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下来，疼得叫出声来，张组长见状再三叮嘱我要小心，不要摔伤。

张组长把我从板凳上摔下来的事告诉了李德泉主任，他怕姨父知道我跌伤的事不好交代，又担心上级领导知道了会怪罪，就不让我继续干了。就这样我在供销社只干了十几天就被“辞退”回家了。

回家之后没几天，刚刚过了农历八月十五，有一天家住兴盛街的三舅来找姨父家说是有事，让我也听一听。

三舅说，在兴盛街车家豆腐坊对面有一家去年秋天开办的碾磨房，掌柜姓韩。“我经常去他家加工米面和买玉米糠喂猪，与韩掌柜很熟，前些日子我去他家串门，他跟我说秋天到了，秋收季加工米面的活儿多很忙，想让我帮他找个小男孩帮工。”

我问三舅韩掌柜招童工需要什么条件，他说不给工钱，供吃住，另外给发两套工装，即秋天一身秋装，冬天一身棉服，另外还给一套被褥。过年的时候还会给两万东北流通券（折合人民币2元）当零花钱，工钱以具体的干活内容计算。从九月开始干到明年阴历正月十五。白天负责给一头拉磨的驴和另一头拉碾子的牛放牧，晚间有活了就帮主人做其他杂活。冬天外面上冻不能放牧就协助主人储备草料，看碾子和磨。

三舅介绍完情况后，没有征求我姨和姨父的意见就直接问我说：“孩子，这个活挺好的，你愿不愿意干？”

我看了看在场的姨和姨父也没吱声，明显的这是他们几个人事先已经商量好的，我也深知家里的生活状况，靠我姨父挣的那点工资已经无法解决温饱了，他们两个长辈已经抚养我这个孤儿多年，现在有这个让我自食其力的机会也很难得，于是我痛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三舅领我去见了韩掌柜，他很高兴并当着我舅的面说：“大叔你放心，我一定把他当成我的孩子一样对待，苦活累活儿都不让他干，虽然有规定的时间工期，但是如果感觉干得不适应，也可以提前回去。”

三舅听了韩掌柜一席话，放心地走了。

从此，我每天按照韩掌柜的安排，把自己力所能及的活干好，还常常得到掌柜的表扬。

碾磨房的各种粮食十分齐全，每天的伙食饭都调着花样做，我和韩掌柜一家一起吃，每顿都吃得又好又饱。

在碾磨房一百四十多天的劳动生活很快过去了，这短暂的时光也让深陷“偷盗”之冤的我，看到了这世界的一丝光亮，我凭自己的劳动减轻了姨娘家的生活负担，体会到自力更生的快乐，增加了自信心，也给我后来走向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次年春天，舅舅在镇上给我揽了六头奶牛放牧。其中兴盛街基督教刘牧师家有两头，盖兽医家两头，北台子韩国英家也有两头，每头牛一个月的放牧费是东北流通券3万元（折合人民币3元）。

每年4月放到11月，都是放牧的季节。这段时间里，我便和一个外号叫“尤大傻子”的小伙伴在一起放牧。每天早上五点多钟，三家牛主先将奶牛集中送到盖兽医家，我再将这些奶牛带到附近的草甸子放牧。

转眼到了1954年的夏秋交际，尚志镇和农村掀起了一股宣传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每天街道上锣鼓喧天，以各种形式宣传集体合作化的好处，并组织农民群众把苏联的集体农庄当作样板来学习，充实农民的思想意识。

从解放初期农民一副犁杖一头牛的个体耕作，到互助组小集体耕作，再到要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初级社，农村要实现农业合作化，全镇先后在富贵桥东的仁义村和仁爱村、铁道南的笃信村、富贵桥西北的兴盛尚义村、兴仁胜利村即中央街（后来改名中兴村）成立了初级社。

中央街是市内的中心区，独树一帜地成立了“尚志镇中央街新生畜牧业生产合作社”，在当年的尚志电灯公司老田家店的东面圈了一个大院，大概有三千多平方米。四周是用两米多高杨木杆夹的杖子，这主要是防止野狼窜入，还特别用松木修了一个朝南开的大门，左侧门柱上挂一个竖匾——尚志县城关镇新生畜牧业生产合作社。经过社员推选，姜万发和王正兴分别担任社长和副社长。

从牌匾就可以看出，这个初级社是以畜牧业和副业为主，兼种部分土地。当时入股的社员，共47户，入股的土地从小北门外到锣锅桥北场子里，共计57垧旱田。

畜牧业和副业的四项产业分别是：第一项养猪，当时有母猪54头，用来繁育仔猪，7头公猪用来对内对外配种，并饲养了部分肥猪，对外出售和对内供社员年节食用。

第二项开办豆腐坊。除了卖豆腐赚钱外，豆腐渣用作猪饲料，同时还在白酒厂购了部分酒糟喂猪。另外为增强母猪的产子率，他们会利用夏秋季水草野菜十分丰富的野甸子放牧。

第三项用铁板焊成两台大水车，在镇上卖水赚钱。当时尚志镇内的井水水质不好，人喝了容易生大骨节病，而水质好的三口井都在稍远的笃信村。

最后一项是搞运输，社里有两台胶轮车加上两台四轮车，胶轮车在镇内给百货批发部生产资料、供销社和私人店铺、车站货物处等单位运货拉脚，四轮车给尚志建筑部门等单位到元宝镇、黑龙宫等林场运输木材。

这个社采取了农副业相结合的办法，充分利用了城镇所具有的各种资源来增加收入，在当时这个社的副业收入占全社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加上农业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一个劳动日值达到三元六角钱，是城关镇初级社劳动日值最高的，其他以农业为主的初级社劳动日值仅达到一元左右。

姨父了解了这个初级社的情况之后，觉得劳动日值很高，非常适合我去干，在征求了姨娘同意后，姨父就去找了他认识的社长姜万发，介绍我入社。但是姜社长说我太小了，入社必须达到18周岁，“这么小来了也干不了活啊！”

姨父和姜社长商量：“我外甥从小就没了父母，现在也没上学，在家闲着，你看能不能让他来社里做点别的什么？”姜社长一听，答应让姨父带我来社里见面。

第二天，姨父便将我领到了农业社，姜社长见我身体这么瘦小，面露难色，对姨父说：“这孩子真是太小了，能干啥活儿啊？”

姨父说：“他以前给私人放过牛，要不到你这里来放猪吧！”姜社长便答应下来，并且以我年龄小、不是正式社员为由，免了我一百多元的入社股金，把我分配到副业养猪组。

养猪组原来有三个大猪倌，一个叫于天福（因为年轻时是少白头，外号叫于白毛子），入社前他是杀猪匠，负责买猪挑猪和给猪接生，他每天挣8工分（折合人民币2.9元）。

另两个猪倌一个叫刘方远，负责买酒糟，到豆腐坊收豆腐渣，按不同的猪调拌饲料；一个叫赵永林，负责打扫猪圈，协助于天福接生，他俩每天也都是8工分。我进组后负责54头母猪的野外放牧，放牧时间是早6点到晚6点，中午只能自己带点干粮咸菜吃，每天给我2.5工分（折合人民币0.9元），按照每个劳动日值3.6元，每天也就是九毛钱，这是在我干了几天后，社里才告诉我的，我听后觉得赚钱太少了，就不想干了。

回家后跟姨父说了我的想法，姨父便又找到姜万发，他还是以我年龄小干活少为由，说给我2.5工分已经不低了，还说要按照镇内其他农业社的劳动日值，差不多就是一个整劳力的工资了。

没办法，姨父只能让我留在社里先干着。后来，在一次社里召开的队委会上，一个姓梁的贫下中农代表提出了我放猪一天十多个小时，公分还不如一个半拉子（半个劳力），与大猪官差得太多了，姜社长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我只能无奈地成为了生产队里的“廉价童工”，在这里当起了放猪倌，一干就是两年。

那时的我——一个孤苦伶仃的14岁孩子，有亲无爱，每天穿着破衣烂衫，蹚着老猪倌刘方远送给我的一双不跟脚的破胶皮鞋，带着避雨的蓑衣、一顶草帽，和一个破麻袋片儿当坐垫，一走就是一天。每天早晨我与两个“老跑腿子”（那时对单身汉的称呼）轮着使用一个锅做饭，我只能做一锅玉米饼，吃点咸菜喝点押锅水，然后包两个饼子带点咸菜，七点钟之前就把猪赶了出去，一路从小北门（现在的尚志二中）直奔西大甸子。

有时还经常与胜利农业社的放牛娃“尤大傻子”搭伴一起放牧，遇到雨天道路十分泥泞，特别是途经小北门的泥水道，更是寸步难行。在道边住的是胜利农业社杨老板子（当时对赶车人的称谓），他家的男孩常常与其他五六个小孩一起欺负我。

有一天，我赶着猪路过他家门口时，他指使那帮小孩将带水的稀泥往我头上和身上泼洒，并像事先排练好似的齐声唱起来：“小猪倌，哭咧咧，南边打水的是你爹，你爹戴个红缨帽，你妈穿个勾勾鞋，勾勾来勾勾去，你妈放个勾勾屁！”

我生气地用鞭子驱赶他们，但无济于事，仗着人多势众，几个小孩更猛烈地攻击我，向猪身上甩稀泥，把猪群打散，我从头到脚几乎成了一个泥人。路人看着我的可怜相，高声地制止他们，这几个小孩才罢手跑了。

到了放牧地西甸子，有一个小溪，我把衣服都脱下来洗了。没有替换的衣服，只好用放猪休息时坐的麻袋片儿，把身体裹上，用野草搓成绳子扎上，衣服晒了两个多小时后才干了。

那天放猪回来，走到小北门杨家门口，我见杨老板子正站在那里，便将他儿子往我身上泼稀泥的事告诉了他。他答应好好管教儿子，自此以后，那孩子果真没有再欺辱过我。

儿歌原本吟唱着最纯真美好的童年，但这首回荡在耳际的“童谣”却充满嘲笑和侮辱，深深刺痛了我。

这段刺耳的音符，伴随着生活对我的诸多磨砺，让我更早地成熟了起来。那些磨难，也成为了日后激励我奋进的一段旋律，让我在卑微中积蓄力量，昂首迎接命运一个又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