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遭遇的“冤情”，当初挥之不去的“污点”，经过时光的打磨，还是会有些刺眼，但留住并闪烁着的——已然是正义与善良的光芒……
1953年初，我在尚志县尚志城关镇东北二道街的尚义初级小学，读到四年级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尚志第一完全小学。
学校坐落在现在工商银行街道，1953年投入使用，我们是建校的第一批学员，校舍很漂亮，是用红砖红瓦建起来的一个“L”形建筑。学校的东侧建起了很宽敞的五个教室，按计划招收了五个班级共计240名学生。
我被分配到该校的五年五班，班主任杨超老师文化程度很高，是伪满国高毕业（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自杀），还有鲁增奇、那桂馥、李彬三位课任老师。体育老师名叫任宏毅，后来他考上了黑龙江省教育学院，1959年我准备报考中专时他给我义务辅导13个月初中数学，让我感念至今。老师们当年都是从阿城师范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任教，刚刚走上讲台的他（她）们，对教育事业满腔热忱，也非常认真负责，我和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也很高。
时间很快，转眼间上半学期的学习紧张而愉快地结束了，我的期末考试成绩很优异，在我们班里四十余名学生中名列前茅，深得各科老师的喜爱，特别是李彬老师，当她得知我在幼年期间就失去双亲和兄弟，是个孤儿并在亲属家寄养，格外关注我的学习生活。
记得有几次班级组织看电影，我连五分钱的电影票都付不出，她都主动给我付了。最让我感动并终生难忘的一件事，就是这年的六一儿童节前，班主任老师要求每个同学都要准备一套“白上衣蓝裤子”和一双篮球鞋，参加庆祝活动。我回家对姨娘说了，她说家里没钱给我买。当时马上进入六月，我还穿着带补丁的黑夹袄和裤子，姨娘让我跟老师说不参加这个活动了。
就在儿童节前两三天，老师要求学生穿上准备好的服装进行活动预演，我向班主任杨超老师说明了情况，得到允许可以不参加活动。李彬老师得知后，领着我到学校对面的一个成衣铺，给我量身材买布料做了一套新衣服，还给我买了一双篮球鞋。就这样，我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六一儿童节的庆祝活动，别提多开心了。
李彬老师帮助我的这一举动深深地印在我心里，让我充满感激，也更加热爱学习。然而不久之后，我却因为一场不白之冤而被迫辍学。失学后我因为不能继续读书而婉惜、遗憾，更觉得很愧对老师。从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李彬老师，后来听说她结婚后调到海林县一个学校任教，对老师的想念和感激我只能放在心里了。
这件“蒙冤事件”的经过，虽然已经过去近七十年了，但每个细节我依然历历在目——
那是暑假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做完了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独自去双桥子街市游逛。双桥子是尚志县城关镇各类小商铺较集中的地方，其中铺面规模最大、小百货最全的就是孙连生开的百货贸易行。这个孙连生1929年和我父亲及本家人一起闯关东来到当时的珠河县，按辈份他还要管我叫叔叔。
我在逛了几个小店之后，就来到这个贸易行。这是两大开间互通的商铺，一间卖各种布料绸缎，一间卖针头线脑、衣扣刀剪和手表等小件商品，上百种日用百货应有尽有，十分齐全。
这里人头攒动，十分拥挤。我正在小百货的柜台边驻足观看，突然觉得衣角被拉了一下，回头一看，是个二三十岁个头不高的陌生男人，我没搭理他，回过头继续在柜台边上看货品，不一会又有一个个头稍高的小男孩，拉着我的胳膊说：“你出来，我叔叔有事要和你说。”
随即他领着我到了一个人不太多的地方，刚刚那个陌生男人站在那里，旁边还站着两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他走过来问我：“你是哪的人？”我回答：“这个镇上的人。”他又问：“你父母是干啥的？”我没有多想回他，“父母和兄弟都死了。”接着那个男人又问：“那你现在住哪？”我说住在姨娘家。
他又问我上学了吗？我说上五年级了。接着，他上下打量我一番说：“看你这身穿戴打扮，你姨对你也不咋地。”他的这番话让我十分反感。
这男人又问我姓什么，我答姓孙，他十分激动地说：“真巧啊，我也姓孙，咱们是一家子。”当时对他这一连串的问话，出于什么目的，又为什么领一帮小孩，他是什么来头，作为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我没有想太多，更没有怀疑他的真实目的。
就在这时，刚才拉我的那个小孩又从对面柜台跑回来了，很神秘地和这个男人耳语了几句，随即便听见柜台那边有人大骂起来：“哪个狗日的掏我钱包了？还不赶快给我拿回来。
那个人似乎认出了与这个男人耳语的就是那个掏兜的小孩，几步就冲我们这边跑来，一边跑一边骂，“丧良心的小兔羔子！”
这时那个男人便大声喊到：“快跑！”旁边那个小男孩也拉了我一下，让我和他一起跑，慌乱之下，我未加思索就随他跑出去了，转瞬间那个男人和几个小孩都跑散了，我们俩就往东跑到药材和发钰胡同，那里面不远就是县土特产公司的后大门，一进大门那里有一大堆水果筐，他喊我快点藏起来，惊慌之中，我俩钻进了两个大梨筐藏了起来。
追上来的人进了大门左右窥视，他首先就发现了我，喊到：“抓小偷！抓小偷！”公司的门卫听到喊声也出来帮他把另一个男孩从梨筐里拽了出来，随即那个人就认准说我是小偷，膀大腰圆的他拳头巴掌噼噼啪啪就打在我的头部和脸上，疼得我大哭起来，他大声叫嚷道：“你快交出钱包，我就不打你了。”
我用手一捂满脸都是血，还没来得及摸一摸是哪里流的血，他就开始翻我们的衣兜，什么也没翻着，接着翻了那个男孩的衣兜，也没发现钱包。
这时那个人破口大骂：“两个小犊子，不说出我的钱包哪去了，我是不会饶了你们的！”一边骂一边又对我们连踹带打，巴掌、拳头像雨点落在我脸上，我的眼泪和血混在一起，已经看不清东西，也哭不出声，心里不断在喊：我不是小偷！我不是小偷！可是嘴里却发不出声音！
这时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有一个女的看到我们被打的惨相，从人堆里走出来冲那人高喊：“你这么打俩小孩，说他们偷钱包了，你有证据吗？刚才翻了他们的衣兜和梨筐，也没翻到你的钱包，你要硬说他们偷了你的钱包，可以报警，像这样把他们打得像血葫芦似的，打伤了得负责任的。”
大门口看热闹的人也跟着喊了起来，不外乎就是“打人犯法”这样的话。这时那个门卫建议说：“你把他们送公安派出所吧，出了这个胡同往东不远就是城关镇公安派出所。”
这个壮汉听见有人讲公道话，气得吹胡子瞪眼，用两只大手狠狠地扯起我俩的衣服领子，拎小鸡似的出了大门。一个围观的人指着被拉扯的我说：“那小个子男孩不是供销社蔡长亮的外甥嘛？”
惊恐中我回头看，认出我的是住在家门北侧大青瓦房的老郝大叔，他是1948年我姨从一面坡把我和哥哥接来时的第一个邻居，两家相邻住了三年。他的大儿子和我同岁都属龙，是我的同学。
我正想着，那个壮汉又死死拽了拽我的衣领，生怕我们跑了，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起哄的小孩子，口中大喊着：“抓小偷啦，抓小偷啦！”一直跟到派出所门口才散去，我无比羞愧地低着头，用手捂着脸，生怕让同学和熟人看到。
到了派出所，我因为刚刚挨的一顿痛打，耳朵嗡嗡做响，嗓子发紧，满肚子的委屈压在心里，却根本讲不出话了，只是一个劲流泪加摇头，不知怎么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在派出所办公室，一位姓孙的所长负责处理这个案件，后来我知道他叫孙永德，也是姨娘家邻居。孙所长问了我的姓名住址以及家里亲人的情况，我一一如实地回答他，当他听到姨夫蔡长亮的名字时说，“我认识你姨夫，他是尚中仁供销社的主任，我们很熟悉。”
孙所长问话时，我仍然不停地在哭，怎么都无法宣泄自己的冤屈，就在这时有一个警察，从另一个屋进来把所长拽到一边小声说了几句。
警察走后，孙所长就劝解并安慰我：“那个小孩已经承认钱是他偷的，和你确实没什么关系，别哭了，我家离你姨家不远，我送你回家吧，你不用害怕，没事了。”
孙所长的话，让我惊慌又委屈的心，得到了一丝安慰，跟着他出了门。
不一会，孙所长把我送回姨娘家，我姨正在抱着刚刚一岁的二表弟蔡广志在厨房里做饭，抬头看看孙所长，也没让他进屋。孙所长就自我介绍了身份，把今天的事件简单做了介绍，并再三强调虽然我被人抓了，还挨了顿揍，但实际并未偷东西。
姨娘听后放下手里的活，看着身穿警服的孙所长，又盯着我脸上和身上的血污问我，“是不是被人打了？”
我胆怯地点了点头，接着她又反问孙所长：“他没偷东西，怎么被打成这样，我不信。”
接着孙所长为解除姨娘对我的怀疑，不得不将他们的调查结果以及事件经过又向姨娘重复了一遍，并且说真正的小偷已经被抓住并且承认了，然后孙所长转身就走了，临走时还叮嘱一句：“别责备孩子啦。”
孙所长走后，姨娘放下抱着的二表弟，把我叫到屋里开始“审问”，她两眼狠狠盯着我被打的脸，问道：“你到底偷没偷？
我带着哭腔回答：“没偷，我不是小偷！”
姨娘好像根本不听我说的话，气愤地说“没偷，人家怎会把你打成这样？大街上那么多人，他怎么不打别人呢。你还是偷了，那个所长还替你瞒着。”
她越说越生气，见我还是不承认，便一把把我按到炕沿上用笤帚狠狠地打了起来，刚才被打的血还没干，就又挨了一顿揍，我疼得哇哇大叫，她边打边气愤地说：“你要是老实在家呆着，能出这事儿吗？你没偷，人家能无缘无故打你吗，我才不信呢。”
我只能哭喊着：“我不是小偷！不是小偷！”
“你还犟嘴，看我不打死你！”姨娘紧紧抓住了我的头发。就在这时，隔壁邻居康尔良的爸妈听到了我被打的叫喊声，过来劝解说：这孩子不是那样的人，左邻右舍都知道他学习挺好，从来也不打架惹事，也没偷过东西。算啦，别再打了。”
姨娘的手这才松开了我，我一下就跑到院子里。虽然被打的脸上身上到处都疼，但姨娘的打骂让我的心里更加委屈。
想想过去这一天，直到晚上我也没吃饭，又渴又饿，走到厨房拿起水瓢舀了大半瓢水一饮而尽。看到锅台后装干粮的筐里还有一个苞米面饼子，就拿起装进兜里，趁着姨娘不注意，跑了出去，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是觉得在家里委屈，憋闷又害怕。
我一边走一边想：上哪里去呢？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去火车站吧，那里可能会有地方呆。于是，我便抬起无力又沉重的双腿，向火车站方向走去。
到了火车站，我看到一个穿着铁路制服的女服务员，便开始有意无意向她打听还有没有票车（这是当时对客车的一种叫法），她说当晚已经没有票车了。
我远远看到有一列往哈尔滨方向开的货车，火车头冒着黑烟，看来是在加煤等待起运。
想起这倒霉的一天，我好像是做了场恶梦，先是被那个丢钱的大汉毒打了一顿，被围观的人误认为是小偷的同伙，然后被那个长我九岁有着倔强脾气的山东姨娘打骂，逼迫我承认偷了钱包……不到一天的时间里，我从一个爱学习上进的好孩子变成一个偷窃的坏孩子。这个节骨眼，正赶那几天待我胜似亲爹的姨父又带着供销社的员工下乡采购去了，这个家我还咋回呢？回去不仅得不到安慰，可能还要遭到打骂，想到这我的心里真是无比难受，于是下定决心干脆坐上火车一走了之！
这时火车头一声长鸣，车慢慢的开动了，我选择了一节平板没装货的车厢，两手扒着车梯上了车，刚刚上去，火车瞬间加速开了出去。七月已经进入三伏天，车里越来越闷热，大约四个多小时后，晚上九点多，到达哈尔滨。
这一整天我也没吃饭，已经饥肠辘辘。在车站的几个货摊前，我看到有两个售货员都是老毛子（苏联）姑娘，货摊上有大列巴和各种面包，还有啤酒香肠和汽水，看到这些好吃的我更饿了，但是摸摸自己兜里空空，我只能在车站里转悠。
突然车站的东面传来一股饭菜的香味，我问旁边一个大哥，他说在那边有一个地下室是旅客食堂，我就快步走了过去。里面有十几张桌子，食客绝大多数都是苏联人，身着灰色粗布衣服，胸前戴一个特别的火车头标牌。
六年前我同哥哥在一面坡机务段捡煤核时，火车司机就穿这种工作服，佩戴这种标牌。
四周望去，几乎每个桌上都有一个大盆装着散装啤酒，食客用一个水舀子将啤酒舀到一个大碗里，双手端起一饮而尽，随即用叉子叉起一块烤肉塞进嘴里，看他们吃的真是香啊！我的肚子又咕咕地响起来，饥饿涌了上来。我有意识向四处探寻，发现在不远处有一个存放垃圾的地方，有四五个像是无家可归的人，手里都拿个大瓷碗，碗里有个小勺，但有的人也用手抓着吃碗里的食物。
我走到他们近前，正赶上一个饭店女服务员清理桌面上还热乎的菜和面包等食物，只见那几个拿着瓷碗的人几乎同时拥了上去，往自己的碗中舀剩菜，服务员将盆放到地上后远远地躲开了，等这些人将盆中的食物舀光才将盆拿走。
看来这就是县城里被叫做“小要饭的”那种人，而我大概也要开始像他们一样的生活了。
我继续往里走，不少吃完饭的人往外走，绝大部分也是苏联“老毛子”。我走近一个桌前，一个岁数较大的苏联女服务员正在铺桌布，我走上前帮她拽着桌布一角铺平整后，她讲了一句外语我没听懂，又伸出大姆指，我猜想可能是赞赏的意思，接着她就端着收拾完的一盆残羹剩饭回到厨房，这时我看到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十点多钟了，接近午夜，饭店就要收摊了，我想自己真是来不逢时，就要挨饿了。
正当我准备失望地往回走时，刚才那个女服务员急冲冲地从厨房走出来，手里端着一个盘子，大声地喊着，我回头一看她已将一大盘子各种剩菜和一袋面包放到桌上，紧接着她就说着外语，一边用手指着她端来的食物，又指着嘴做出吃的动作，“这是送给我吃的啊？！”
我对这女服务员笑了笑，走到桌前端起盘子，看到里面有柿子炒鸡蛋，还有烤肉和其它炒菜，香味直往我鼻子里飘。我拿起她带来的勺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另一只手从袋子里拿出酸味列巴，大口咬下去，服务员看着我的吃相，冲我笑了笑就转身回厨房去了。
转眼间，我就把列巴和菜都吃光了，又把袋子里的面包渣倒到盘子里都吃了。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吃过的“洋餐”，特别是盘中那红通通黄灿灿的柿子炒鸡蛋，那个香喷喷的味道后来几十年我都再没有吃到过。
吃完后，我把桌子收拾干净，把盘子送到厨房，那个女服务员又拿两个半瓶的格瓦斯给我，我一口气都喝了下去，拿着空瓶子，看着这个苏联大妈，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我不会说苏联话，只能躬敬地行了个礼表达我的感激，大妈笑了，我也笑了，这是我带着深深的委屈愤然出走后遇到的第一个好人。七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还念着她的恩情。
在这里捡了几天的剩饭之后，我又坐客车跑到长春待了几天，再次回到尚志后，我见到了同桌王恒礼。他告诉我说，当天我被人扭送派出所的路上，好几个同学都看到了，到学校跟同学和老师说了，他说学校已经因为我的“偷盗行为”将我除名了。他劝我去和老师说清，我哭着说：“老师不会相信我的。”我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去见老师和同学了，无法再去学校念书了。
因为这件“偷盗冤案”，我从此走上了人生的另一个拐点。此后许多年，我都将它视为一道“丑陋的伤疤”，抹不掉也忘不了，直到后来我当了法官，因为有了“蒙冤”的经历，所以我不惜代价付出更多心血，坚持秉公办案，还冤者以清白，为被害人伸张正义。
此后，我平反过牡丹江地区最大的反革命案件，让已经蹲了十年冤狱还要再服刑十年的被害人无罪释放；我顶着上级压力，不惜得罪领导，用37天的时间走访多个部门找到关键证据，让量刑可能达到10年以上的嫌疑人回家团聚，免受牢狱之灾。我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再次重演。
多年之后，我恍然明白了“生命中所有事情都是来帮助我们的。”这件“蒙冤”之事，把我“变”成一个中途辍学的“坏学生”，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帮助我成为了一个“好法官”。所以，尽管心中还有遗憾，但面对这件事，我已经释然放下了。
在这段经历中，我还收获了很多。要给予他人信任，在危难之时要出手相帮。李彬老师、苏联大妈的善良和温暖，给了那个绝望的13岁孩子一份希望，教会他将爱和给予传递出去。
十三年后，我帮助过一位六十多岁的白俄罗斯大妈，她孤身一人无依无靠，靠政府救济生活。有时钱不够用她就找我，我帮她从生产队获得拨款。后来她患病没钱治，我又帮她找民政局增加补助金。此后她辗转到意大利投奔亲属，还经常写信向我表示感谢。
回头想想，两个出现在我生命中不同阶段的“苏联大妈”，似乎是一场“善意”的轮回，让我懂得“爱出与爱返”的因果，也让生命中一段痛苦的经历，焕发出爱的温度与能量，传递给周围世界和家族后代…
